“三雕之一”的广州木雕源远流长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，素以精致、繁复、华丽而驰名。广式硬木家具、岭南建筑装饰木雕、红木宫灯……广州木雕各类作品融入百姓生活各个角落，展现出岭南艺术中西融合、兼容并蓄的独特魅力。
当代，广州木雕不断推陈出新，从人体学出发进行改良，很好地继承了广式家具造型浑厚云顶国际集团、装饰华美、雕刻宽广纵深、寓意吉祥的特点，成为广州人身边最熟悉的“城市记忆”。
据《广州汉墓》著录，木雕始见于广州三元里马鹏岗西汉前期汉墓出土的武士俑和骑马俑。
宋代著作《营造法式》介绍了混作、雕插写生花、起突卷叶花、剔地洼叶花、透突雕、实雕等6种雕刻工艺。
明清时期，中国家具发展至成熟期，形成苏作、广作、京作三大流派，上演中式古典家具的“三国演义”。
广州木雕历史悠久，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王娟等人在《广州木雕的传承与发展》一文中介绍，秦、汉时期，广府先民已雕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、生活用品器物和各式各样的俑类。
据《广州汉墓》著录，木雕始见于广州三元里马鹏岗西汉前期汉墓出土的武士俑和骑马俑。这些木俑为圆雕作品，人的手和腿、马的四蹄与尾部都是另装的，以竹钉贯牢，雕刻风格写实，动作颇为生动。
唐代开始，广州对外贸易鼎盛，开辟了万里“通海夷道”，东南亚的酸枝、花梨等贵重木材登陆广州，广州红木家具业兴起。彼时，佛教传入中国，盛行雕刻佛教人物。
光孝寺是广州年代最古、规模最大的佛教名刹，民谚有云“未有羊城，先有光孝”。1950年，有人意外发现，光孝寺大雄宝殿的大佛腹中藏有许许多多的佛物、佛珠、小佛和木雕罗汉，经考证正是难得的唐代木雕，1000多年前广州先民的鬼斧神工重见天日。
到了宋代，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，彼时中国的雕刻技法已趋成熟。宋代著作《营造法式》介绍了混作、雕插写生花、起突卷叶花、剔地洼叶花、透突雕、实雕等6种雕刻工艺。
其中混作指圆雕；“起突卷叶花”是指高浮雕；“透突雕”是花纹局部镂空与地脱开的雕法，后世称为“透雕”。千百年来，广州木雕将其中沉雕、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等几种表现力较强的雕刻技艺传承下来，成为主流技艺。
元明清是木雕的大发展时期，历史上有名的“广州十三行”就是海外贸易急速发展和繁荣的见证。在此期间，大部分作为压舱物的珍贵木材大量涌入中国，广州作为多数船只的登陆口岸，留下了很多优质的硬木木材，给广州木雕的发展奠定了材料基础。
明清时期，中国家具发展至成熟期，形成苏作、广作、京作三大流派，三大流派各有独特魅力，后人总结为“文苏、豪广、奢京”，上演中式古典家具的“三国演义”。其中广作中西交融，技艺独特。
清代“一口通商”政策令优质木料更为集中经广州进口。随着西式建筑风格及西式家具传入，推动广州红木家具进一步发展。这时，广州木雕装饰花纹越来越多，从简单的线角图案雕刻发展到半立体多层次的浮雕、通雕甚至立体雕，广式家具形成了注重雕工、繁复豪华的独特风格。
彼时，紫檀木、花梨木、鸂鶒木等珍贵木材进口广州后，一大批能工巧匠就地加工，致使红木作坊布满珠江边的河涌两岸。从东濠涌、天字码头、海珠石、清水濠至濠畔街、走木街、象牙街、西来初地一带，涌边堆着木，涌里泡着木。
广州城水运便利，这些硬木可直接运至濠畔街，濠畔街酸枝大器作坊逐渐增加，至清代有数十家，由此濠畔街也被称为“酸枝街”。街头巷尾间，身材健硕的年轻木工匠往来穿梭，在阳光下抡斧挥凿、细心刮磨，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制作精品。
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。合此四者，然后可以为良。”中国传统造物讲究顺应季节时令，地理条件适合，材料品质上佳，工匠技艺精巧，四者有机结合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。
每一件高档的广式家具，就是一件精美的雕刻作品。广式家具雕刻的装饰题材非常丰富，除了相当数量的传统纹样，也有很多西式纹样。传统纹样采用自然形态的动植物，如植物类有松、竹、兰、梅、菊、葡萄等，动物类有鹤、鹿、狮、羊、龙、蝙蝠、鸳鸯等。最常见的是竹节与梅花。
据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》和《清代广东贡品》等记载，雍正年间广东开始向宫廷进贡木作家具，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在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特设“广木作”，招募优秀的广东木匠进入紫禁城中服务，专事皇家家私。
乾隆中期，广作家具作为“贡品”达到鼎盛时期。董兆、李爵禄、杨有庆、罗元、林彩、贺五、梁义、杜志通等广州木雕家具的能工巧匠先后被召进宫，在养心殿造办处制作“广作”，专门为皇室打造红木家具。
作品有画桌、龙柜、香几、灯柱、椅、床等。现故宫珍藏的紫檀木雕花双顶八件大柜，就是乾隆元年广州工匠所做。由此，广作家具一跃成为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。
同治八年至宣统三年，广州红木家具业达到高潮，作坊达百多家。相传光绪帝的龙床在广州濠畔街完工后，运至京城竟无人懂得组装，只好急召广州工匠梁阜到京，为使其顺利入宫，皇帝还特地赐他一个官衔。
在宫廷的示范带动下，广式木雕家具成为达官贵人的身份象征，除内地官府、富商每年来广州订做、采购大批酸枝家具外，有些官绅甚至直接将知名工匠请到家中，根据居家环境、个人喜好度身定做。濠畔街、走木街、西来初地一带更是聚集了很多工场。
与此同时，广州靠珠江边的十三行商埠贸易中，广式红木家具的出口越来越受欢迎，欧洲商人来图加工也很踊跃，广式红木家具由此逐渐渗入西方生活细节，西方图案和色彩成为粤人手工杰作的寻常元素。
1972年，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招赞惠与工艺大师杨虾、连六、胡枝等大师一起设计制作了酸枝大理石《宝鼎十头床》，他们把宝鼎形的轮廓线演化成床及椅靠背上的主体图案雕饰，中心镶有大理石，上方则雕衬了跃跃欲跳的大小雄狮数只，静中有动，古朴雄风。该作品达到了当时广式红木家具的最高境界，直到现在很多红木家具厂家还在仿造这一产品。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广州木雕注入市场经济元素，广州的红木工艺厂从原来的8家，迅速发展到整个珠三角达上千家。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（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）代表性传承人陈达强就是时代的“弄潮儿”。
陈达强设计的《兽头狮脚圆台》《福龙沙发》《清明上河图宝座椅》等用料宽绰，纹饰精巧，更把线雕、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等各种雕刻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，很好地继承了广式家具造型浑厚、装饰华美、雕刻宽广纵深及寓意吉祥的特点，呈现出与简练秀美的苏作、豪华气派的京作家具截然不同的艺术品格。
传承匠心精神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，而是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地面向未来。陈达强说，“过去的家具坐起来比较挺直，现在得从人体学出发，包括流线、软包进行了改良，使用起来更舒服。”
“好的广州木雕作品，首先看取材，木质是否名贵，木材本身是否较好材质；其次看题材和构思，这也是木雕最难的部分，远看一幅画，近看栩栩如生，构思巧妙则艺术价值高；最后看雕刻制作工艺，好的制作工艺不仅在小处精工细作，也能充分利用木材质感的肌理进行创作。三者都满足，则是木雕中的上乘之作。”
在题材和构思方面，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者刘子川认为，广州木雕既传承中原文化，又吸收南粤本土文化，同时深受西方艺术影响。历史上，中原人几次大规模迁入广府地区，加上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，广州木雕的内容多表现岭南的特色植物瓜果和生活场景，艺术形式充满世俗化和生活化。
· 一路（鹭）连（莲）科、爵（雀）禄（鹿）封（蜂）侯（猴）等图案借喻仕途通达；
在雕刻制作工艺方面，据《广州经济年鉴》十卷记载，明穆宗元年（1567年），广州的硬木雕刻家具从工艺风格、结构、造型和图案花纹的装饰方面，已可与宫廷使用的硬木家具相媲美。
与其他地方的木雕不同，广式家具用料充裕，雕刻的面积宽广而纵深，有的家具雕刻装饰面积高达80%以上。
如腿足的弯曲度很大，不拼接，纯用一木做成。装饰花纹雕刻较深，刀法圆熟、磨工精细。雕刻工艺也从明代家具简洁线刻，到现代以多层次的浮雕、通雕为主：从传统的龙、凤、蝠、折枝花卉、双狮滚球及各种花边装饰，到融合西方文化的虎爪脚、西番莲纹、西洋卷草纹等，以曲线为主，形态优美。
虎爪腿是广作家具特色的腿部形态，以现存于广州北园酒家的酸枝双雀靠背椅为例，雕刻圆润生动；以通雕为主的广作家具的雕刻装饰，立体感强，特别是沙发椅和公座椅靠背的雕刻“远看一幅画，近看栩栩如生”。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雕刻时，匠人所用的工具往往多达百余件。不同的刀具刻画不一样的线条，如圆刀用于圆形和圆凹痕处，在雕刻传统花卉上有很大用处，花叶、花瓣及花枝干的圆面都需用圆刀适形处理；斜刀的刀口呈45度左右的斜角，主要用于作品的关节角落和镂空狭缝处作剔角修光。
走进大门，只见木雕屏门背面的裙板上刻有的两个“福”字，一左一右互为倒写，寓意“福到”和“双福临门”，“福”字为斑驳苍劲的老竹子造型。因“竹”与“祝”谐音，有“祝福”之意。
奇妙的是“福”字左边和右边分别是草书的“多”和“寿”字，竹子上有八只仙鹤，寓意“多福多寿”，另外裙板下方刻有“青春发达，大器晚成”的题款，一方面寄托了希望子孙早日成才的心愿，另一方面则劝诫后辈不要在意暂时的困顿失意，只要不放弃终会成功。
迈进大厅，只见首进头门梁架上雕有“王母祝寿”、“践士会盟”等情景；在“渔舟晚唱”木雕中，艺术家雕刻出小船静静地停泊在河岸边，渔网高高挂起，渔夫自娱自乐，渔妇怀抱婴孩，孩童无忧无虑玩耍，一幅广府地区普通渔民悠然自得的日常生活情景就在眼前。
“一切如意灯、二龙戏珠灯、三光日月灯、四季平安灯、五福来朝灯、六鳌驾海灯、七夕乞巧灯、八蛮进宝灯、九品莲花灯、十面埋伏灯，闪闪烁烁，斑斑斓斓”。这段流光溢彩的文字，出自清代中期小说《蜃楼志全传》，当中描述的正是清代粤人制作的广式红木宫灯。
宫灯在中国流传很广，制作精细装饰考究的宫灯，除去照明外，还代表着奢华富贵的皇家气派。广式红木宫灯起源于明朝，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，由广州的宫灯艺人首创，“广式”之名由此而来，同时广式红木宫灯被列为贡品。
广式红木宫灯将广作木雕工艺、玻璃制作工艺和岭南绘画糅合起来，是广州木雕的重要分支，也是广东省一项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民间手工技艺，可谓最高档的“广货”之一。
到了清朝，广东宫灯艺人发明了可装卸的宫灯，广式红木宫灯成为出口商品，被称为“中国灯”，深受外国人的喜爱。
近代初期，广州中华宫灯厂曾拥有450名工人，宫灯产品远销海内外，盛极一时。后来，中华红木宫灯厂倒闭，罗昭亮觉得甚为可惜，1996年开始，他找到曾在中华宫灯厂任职的技术员们，重新开办红木宫灯工厂。
“宫灯的技术一定要传下去，我不在了，儿子要接着做下去，子子孙孙无穷尽，要有愚公的精神。”后来，罗昭亮儿子跟着他做宫灯，女儿画宫灯玻璃画，外孙女也跟着在学画。
广式红木宫灯在罗昭亮手上逐渐“蝶变重生”。广州的泮溪酒家、大学城岭南印象园等场所，都悬挂有他制作的红木宫灯，“这些场所，宫灯一挂上去，中国传统的味道就出来了!” 罗昭亮颇为自豪地说，广州大学城岭南印象园用红木宫灯时，几乎所有到印象园参观的人都要在这些红木宫灯前合影，红木宫灯的魅力可见一斑。
2009年，广式红木宫灯的制作技艺更入选广东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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